车辉同志：你撰写的系列报道作品《关注高温下的劳动保护》在第四届全国安全生产新闻奖评选中荣获二等奖 特发此证

 此为获奖词，本届一等奖为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能得第二也算可以了。这是我来报社一个多月后写的第一篇系列报道 能获个奖 还是比较开心的拉 

 

全文共三篇 以下为系列报道第一篇

 

                                               《关注高温下的劳动保护》系列报道之一:

                                                            一纸苦撑47年的法规

           本报记者  车辉

       

编者按     2007年夏天已经走过，但酷热留给我们的记忆仍是那么深刻而真切。这个夏天，各地一线工人因高温而出事故的新闻时有所见，引起各地区各部门高度关注，各项大力加强防暑降温工作的举措在不断出台。但我们依旧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尴尬的事实：我国唯一一部全国性高温劳动保护法规《防暑降温措施暂行办法》诞生于1960年，此后整整47年没有作过任何修订。     将近半个世纪过去，我国的社会与经济发展水平早已今非昔比，职工队伍的结构和成分已经发生剧烈嬗变，当时的许多规定在今天已无执行的空间和条件。     立足探寻进一步维护高温作业的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制度之道，本报从即日起推出《关注高温下的劳动保护》系列报道，本组报道共3篇。敬请读者关注。          据北京市气候中心9月10日发布的今年夏季（6~8月）气候影响评价报告显示，今年夏天北京平均气温26.2摄氏度，是2001年以来最热的一个夏天，比常年同期偏高1.2摄氏度。     这个夏天，生活在福建、湖南、河北、河南、山东等地的人们，也对创纪录的气温有了“切肤”感受。7月，各地频现“高温报警”：重庆主城区一天之内15人热晕，10天内有100多人因中暑拨打“120”；福建省气象局连续6天发布橙色高温警报，福州五一广场中午温度高达45摄氏度，省人民医院急诊科收治的病人中有一半是高热病人。     气温在逐年升高，露天作业的职工劳动负荷不断加大。但各地区各部门对于防暑降温的法规却莫衷一是，多数职工更是一头雾水。只知通知不知法规     “不知道有专门的防暑法规，每年上级部门会下发一些临时通知。”北京一家国企行政部职员王冲说。据他介绍，在防暑降温工作这一块，企业采取的措施重点在一线工人，“很多时候，这已经成了一种变相的福利，效益好的企业就发钱，效益一般的就是发几块毛巾，一瓶花露水。”     如果说国企员工还有一些“福利”的话，对于广大的非公企业职工尤其是农民工群体而言，防暑降温用品更是难以保障。     必须承认，维护高温作业的劳动者合法权益始终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今夏，卫生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安监总局以及全国总工会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加强防暑降温工作，而重庆、深圳等地方政府也先后出台了一些执行标准。但标准落差很大，而且执行效果也差强人意。对此，公众发出疑问：“难道国家没有一部统一的防暑降温法规？”47岁法规的前世今生     事实上，这样的法规早已存在。1960年，我国就出台了一部全国统一的防暑降温法规———《防暑降温措施暂行办法》，迄今已暂行了47年。     经苦苦寻访后，记者得知，当时此法规由卫生部、劳动部、全国总工会联合制定，而三个部门当时参与此法规制定的人员多数已经离开人世，目前仅三人健在。而其中有一位老人已意识模糊，无法接受采访。另外两位老人向记者讲述了该法规的来龙去脉。     张存恩，83岁，中华全国总工会生产保护部原副部长，1992年从全总离休。“各级领导都十分重视工人的身体健康。”他回顾道。     “当时，改善工人同志的劳动条件，关注他们的身体健康是比天还大的事，防暑工作是从1953年就开始了的，而不是1960年。”张存恩老人依然思维清晰，逻辑缜密。     据他回忆，新中国百废待兴，劳动保护规定处于空白，而各地工厂干劲十足，劳动者劳动积极性非常高，很多在高温下作业的工人出现中暑，防暑降温一时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1953年，新中国各项法规处于逐渐完备的阶段，时任全国总工会主席的赖若愚请了前苏联全国总工会的两位专家成立了劳动保护研究班，张存恩参加了第一期学习培训。新中国的基础性劳动保护法规正是这批30来岁的年轻干部参与制定的。     苏毅勇，78岁，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职业安全卫生监察局原局长。当时刚大学毕业的苏毅勇，担任原劳动部副部长毛齐华的秘书。她回忆说，周总理通知三个部委（劳动保障部、卫生部、全国总工会）组成调查组对工人的防暑降温工作进行调查研究。     调查发现，一线职工高温作业经常出现事故，炼钢炉前经常出现晕倒的情况，还有在脚手架上掉下来的情况。据此，国务院在1957年和1959年先后发布了两个通知，要求认真做好一线工人的防暑降温问题，1960年，三家单位联合推出了《防暑降温措施暂行办法》，从组织、技术和保健三个方面提出了指导措施。     “1960年，正是3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啊，干部都普遍饿肚子，但是在执行工人保健措施的时候毫不含糊，工人有肉油蛋，保证盐汽水的供应。应该说，作为新中国第一部全国性的防暑降温办法，这一规定在当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苏毅勇说。     然而随后的10年浩劫，国家立法工作陷入瘫痪。改革开放以后，许多重要的法律法规需要制订或修订，但由于种种原因，对于《防暑降温措施暂行办法》的修订却一直拖了下来。     据苏毅勇回忆，国家后来专门成立安监总局作为安全生产的独立机构，从劳动部分离出来，在这一分离过程中，防暑降温方面的权责关系始终没有明确，导致这方面工作的调研立法一停就是47年。最需要改善的地方     张存恩老人从一本1980年出版的文件选编中找到了这部法规原文，记者发现其中许多规定确实已经很难适应目前的劳动保护现状。比如第22条规定：“夏季露天作业工人和农民，应使用宽边草帽或斗笠和白色宽大的服装”、“夏季田间作业，应在适当地点建立男女分设的简便厕所”。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动法专家王向前认为，目前企业的所有制状况、职工队伍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比如这部规定出台时只有国企，非公企业、农民工等概念还未出现。加之出现了很多新的职业，比如送水工、清洁大楼的“蜘蛛人”等临时用工，规定里并没有规定对这些工种的保护，同时目前大量的一线工人在非公有制企业就业，而47年前我国不存在非公企业。对这类企业劳动者的高温保护，规定中也是空白。他说：“这些地方恰恰是当前高温防护工作最需要改善的。”     问题的关键在于，防暑降温立法工作一停47年，我们今天在靠什么保护职工的合法权益？有什么进展？现存什么样的问题呢？

                                   

 

史记·80后通史
初从文，廿六乃成，负债十万。觅生计，十年无休，披星戴月秉烛达旦，蓄十万。不足购房，遂投股市，翌年缩至万余，抑郁成疾。医保曰，不符大病之条例，拒赔。乃倾其所有入院一周，无药自愈。友怜之，赊三鹿一包，冲而饮，卒。

    咱也有点幽默感 想起了几个笑话

    某男和某女约会，天气特别寒冷，女孩偷看了下男孩，说：“天好冷，我手都冻僵拉” 男孩子突然眼睛里亮晶晶地说：“真的啊，还好我戴手套了。”女孩；……“

    还是某男和某女约会，两人走过一家饭馆，里面传来了特别香的菜香，女孩说：”好香啊，一定很好吃。“囊中羞涩的男孩很绅士的说：”如果你喜欢，我们可以再从饭馆门口走一次……

   又一个男的和女的约会，女的精心打扮了下，却远远看见男的骑个破旧的自行车过来，心情有些低落。于是对撅着屁股锁车子的男的说：“拜托，这么破的车还要上锁。”那男的瞪大眼睛看着女的说：“那你干嘛还化妆”……

   一个校花级美女拒绝了一名男孩的求爱，校花就是校花，心地善良，安慰那名男孩：“不过，同学，你不必太过悲伤，我永远欣赏你的好眼光。”

   军校的两个新生站在门口，一个漂亮的女军官迎面走来，他俩目不转睛的盯着女军官，女军官大怒：“看见上级军官怎么不敬礼，难道你们没看到我的肩章吗。”“报告长官，我们还没看到哪里呢……”

 

          东单体育中心： 藏在“草根”骨子里的骄傲

本报记者 车辉

    无论你是初来北京闯荡的外省青年，还是到北京旅游玩耍的游客，亦或是刚刚开始体育锻炼的新手，如果在北京打听最有名的体育锻炼场所。第一个进入你耳朵的声音一定是“去东单啊”。

 “北京要多几块东单体育场”

这里最让体育迷们热爱的，同时也让东单体育中心感到骄傲的一点就是，这里长安街边惟一保留下来的普通老百姓可以随便出入的活动场所。

这句在体育迷们看来最中肯的评价是现任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给予的。在2006年的全国两会上，时任北京市市长的王岐山抢过话筒发言道：“大家都知道北京的博物馆多，但有几个能让人记得住？外国朋友一来你就能介绍给他的？东单体育场就很好！是长安街边惟一保留下来的普通老百姓可以随便出入的活动场所，但是，这样的场所北京有几块？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能够得到政府和群众的双重认可，这样的道路，东单体育中心走了太长的时间。“他的成长起源于群众的运动热情，而群众的运动热情又引起了政府的重视。”马旭对本报记者表示。

据他对本报记者介绍，东单体育中心和东单公园一带在1957年以前都被称作“东大地”。当时的“东大地”只是一块空地，满地是石子、黄沙，一跑起来就黄土漫天，刮起风来更是飞沙走石，条件十分艰苦。

就在这样的条件下，在当时，在“东大地”踢足球也是一件很时髦的事情。据马旭介绍，当时的“东大地”不仅踢球的人多，而且还出现了几支由足球爱好者们自发组织的业余球队。在那些锻炼的人群中，一时间高手云集，群星璀璨。这一批人中还涌现出了不少老一辈的足球名人，如金志扬、史万春、孙洪年、梁振声等。

从1957年群众自发在“东大地”自发从事体育锻炼时，这个地方就进入了政府规划的视野。

东城区业余体校在1958年成立，东单体育场也就成了业余体校的训练基地，奥运冠军张怡宁和滕海滨，都曾经在这里学习过，后来才被什刹海体校挑选走的。既要接待前来健身的普通群众，又要为业余体校训练提供场所，东单体育场里的人气更加旺。

简陋的体育设施显然已经无法满足实际的需求，于是在1963年，北京市委决定对东单体育场进行改建。改建后的东单体育场新建了1块足球场和两块排球场，并将原来的足球场扩大，而且还在四周增加了300米的田径跑道。这样，东单体育场就成了“多功能”的健身场所。白天，体育场免费向群众开放，等到下午四五点，业余体校的孩子们放学之后，体育场就成了业余体校的训练基地。

1989年，东单体育场再次改建，新建了两块网球场，并修建了一栋综合场馆楼，楼内设立了游泳、篮球、排球、武术、保龄球、网球、乒乓球、台球等8个体育馆。1996年改建工程完成之后，东单体育场正式更名为东单体育中心，并一直延用至今。

2000年，东单体育中心将足球场四周的田径跑道取消，建成了符合国际标准的足球场，并铺上了人工草皮。此外，篮球场和排球场也都改用塑胶材质。如今的东单体育中心，总面积23000平方米，建筑面积47000平方米，是北京市中心规模最大、活动项目最多、功能最齐全的体育活动中心。但这样的体育中心仍然一如既往的实行着“草根”政策，每年365天都对外开放，让东单体育中心成成为长安街上的一道风景线。

     如今的东单体育中心绝对称得上“运动乐园”，不仅每天都有各个年龄段的球迷前来光顾，而且京城大大小小的篮球比赛以及商业活动都会选择这里作为舞台。快乐,健康是这里永远的主题。

                           缺憾见证成长

   当然，东单体育中心也不都能满足体育迷的愿望。对于很多乔丹铁杆来说，东单体育中心是他们的伤心地。他们难以忘记04年夏天和篮球飞人的那次擦肩而过……

那天，来自北京各个城区超过两千球迷围住东单体育场，只为看一眼乔丹，但由于现场存在安全隐患，有关方面不得不取消这次活动。

经历了那次错失的篮球迷牛大鹏回忆，因为数千人“朝圣”，造成长安街以及整个崇文门地区的交通陷入了拥堵。数十位年轻的“铁杆”爬到东单篮球场四周高耸的铁网上，NIKE公司用来悬挂在铁网上遮挡视线的幕布早已被球迷们用刮刀割断，从孩子们的头顶轻轻地飘落到地上。
　 球迷早上不到7点就开始在东单守候，还有球迷远从外地赶来，甚至在这里等了一夜。有人身穿23号红色公牛球衣，有人身穿23号蓝色奇才球衣，有人高举大幅的海报。从早上10点开始，离乔丹预定出现的时间越近，球迷们的喊声越高。开始是一浪接一浪的“迈克尔！迈克尔”，当他们突然发现警员们开始疏散场内的记者并宣布活动取消的时候，球迷们失望到了极点，很多人的眼泪夺眶而出。
　　这样的遗憾更加印证了这么一个事实，东单体育中心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了篮球迷心中的圣地。这里见证了他们的欢乐与忧伤，见证了他们的成长。

实际上，稍加留意我们就可以发现，几乎所有来华大牌篮球明星和球迷进行互动的地点都选择在东单体育中心。因为商业力量也清楚的知道这个场地在北京篮球爱好者心里的分量……

这块篮球迷们的“圣地”不仅给他们带来的是技术上的提升，球风的彪悍，更给他们带来的是轻松自己的享受以及无拘无束的展现自己，表演自己，提升自己，发掘自己，让自己在这块“圣地”上吸收无尽的“养分”，朝更高的目标“飞”去。

“草根”里的贵族气

 东单体育中心之所以有名，还因为它够“草根”。

东单体育中心的定位十分鲜明，这里是群众体育活动场所，东单体育中心业务处副处长马旭对本报记者表示，东单体育中心一直坚持以群众体育为基础，面向社会、面向广大群众，全部向社会开放。

     东单体育中心位于繁华的东单路口，总占地面积23000平方米，包括1个300米塑胶跑道田径场，人造草皮足球场，3个室外篮球场。其中新建设施占地面积6000平方米，建筑面积41000平方米，体育馆占地面积3700平方米，建筑面积20000平方米。共有包括游泳篮球等7个体育馆。可同时开展10余项运动训练项目，每天接待来宾近万人次。是目前市中心规模最大、活动项目最多、功能最齐全的体育场馆。

在东单体育中心设施没有更新之前，这里的人气就一直十分火爆。

经常来这里锻炼的体育迷郑峰向记者回忆了自己和东单体育中心的缘分，“2000年，还在上大学的我放暑假时来北京旅游。乘车路过东单时，远远看见有一个宽广的绿色场地，上面有很多的人在上面激烈的奔跑，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个地方。”

短短的两个月假期，他在这里交到了好多朋友，这些人来自天南地北，但是都喜欢踢球。正是因为对东单体育中心和那些好朋友的眷恋，2003年他正式决定来北京发展，“一有时间我就约网上的朋友会去那里，无论是踢得好还是坏，我都会很开心，因为那里有我对足球的眷恋，有我美好的回忆。”

虽然东单体育中心从一开始就是发源于“草根”，但是骨子里却透着一股贵族气，隐藏着一种骄傲。

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但是记者在现场仿佛还能感受到这样一股气质。这种气质类似于大隐于江湖的侠客。藏匿于平民中的高手。

北京的篮球迷都知道，在平时打球的地方，就数东单篮球场的高手最多，

烈日下，一个身高1米9多的少年，歪了歪头，将手中的篮球抛起，等球弹起的一瞬间，他抓住篮球，然后就是一记漂亮的灌篮。下面一片叫好声。少年骄傲地享受着喝彩……

东单体育中心的“草根”里就是蕴藏着这样一种骄傲。在这里，你可能遇到很多运动高手，“足球小将”或者“篮球飞人”。虽然不是专业运动员，但是也是身怀绝技。他们，是“平民英雄”，他们引导着运动的潮流。

现在流行于篮球爱好者中的“三对三”篮球打法就发源于这里，在“东大地”时期，由于场地有限，前来锻炼的人们就想尽一切办法利用场地。原来这里打篮球的人太多，而球场就那么两块，所以在那时大家就发明了现在很流行的“三对三”篮球赛，输了就下，这样轮换得快，人人都有参与的机会。

一个个从业余走向专业的明星都出自东单体育中心，足球国脚李辉、前国家女足教练商瑞华、篮球国手张卫平、梁馨曾在此训练，并从东单体育中心脱颖而出。

草根里的贵族气，既是一种高手大隐于市的气质，也是一种平民成为英雄的历程。

                      

         残奥会即将结束，这意味着从7月中下旬在北京开始的奥运时间走向终结。

         毫无疑问，从一些层面讲，北京奥运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英国每日电讯撰文道：“北京奥运的标准如此之高，伦敦看一眼，就要让它的脖子痉挛半天。”相信，这样的话对于很多具有民族主义情结的人来说，是一种极大满足。然而，外人的几句话只能听听，当不了真。

         奥运一定会给中国带来改变，这改变是内在深刻的还是外在形式的，这有待观察。但是改变一定会有的。

         对于奥运网球赛场的裁判来说，他们第一句并且经常使用的汉语是“谢谢”因为，他们不得不一次又一次提醒着看台上的观众保持安静，这个时候的谢谢，尤其是用汉语说出的谢谢，我听着却是那样的刺耳。

        我不愿意说这是因为我们的观众素质低，这是因为我们对这运动十分不了解。很多中国的观众是第一次观看奥运网球比赛，他们确实不懂，对于他们，更多的是新奇和兴奋。如果是乒乓球，我相信，中国的裁判也一定会对他们进行些普及教育。

       当场上出现我们十分熟悉的“膏药旗”的时候，我们的目光是否有些刺痛。当场上出现大声“腰西腰西”的日语呼喊，我们是否会觉得这是一种噪音。在一场日本和荷兰的网球比赛中，中国观众一边倒的给荷兰加油。最后荷兰的球迷都有些尴尬的保持了沉默。如同觉得自己是一个不合适的中间角色，夹在两个有矛盾的人中间。这样的场面是否符合奥运真正的精神。

        是时候了，中国应该摆脱长期以来的“弱国心态”。我们过分在乎一些展示自己的机会，因为我们不够自信，不够从容。奥运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契机，改变这样一个近乎病态的心结。这种心态有一个例证，世界上无论哪个国家，哪怕是最贫弱的部落国家，在中国，也能找到足够的体面。因为，在中国，长时间以来，外国，就意味着一切美好。在这样的心态上，奥运期间发生的让我觉得内心愤懑的事情在此不一一赘述。

       本次奥运的报道，我认为一些负责任的媒体还是发出了非常珍贵的声音，财经杂志适时抛出了奥运后我们如何对待“举国体制”。北京奥运的成功，是否就可以全面肯定举国体制。事实上，刘翔退赛后，我们的官方通讯社写出的“运动员是否应该全力拼搏（大概是这意思）”的文章，这对于中国来说，是极其可贵的反思。

      奥运让中外普通民众的距离更近了，我们看到，原来外国观众也是喜欢喝倒彩，也喜欢插队，也乐意争吵。日韩尤其是日本观众离开的观众席并不是一尘不染。当然我们看到了外国人对中国进步由衷的赞美。看到了他们的年轻的心态。外国人看到，原来中国的一些女孩子远不如他们想象的那样保守，甚至比本国的女孩还要随意。

      沉浸在安徒生童话里的女孩子也可以醒醒了，那些爱慕虚荣女孩子发现，除了可以挽着这些老外的臂膀走一圈吸引眼球后，别的什么都带不来。从秀水到奥运村的打车费是一定要AA的，他们的出手还远不如校园里一些富家子弟甚至普通同学大方。

     认识一个小时就说我爱你，原来不是他们热情奔放，他们会发现，他们对本国女孩一样会羞涩，可是对中国女孩却一小时说爱，一天后上床，可他们在自己的国度却不是这样，外国人热情，外露只是我们一些受伤害的人自己强加给人家的。

      奥运给我们无数的美好回忆，志愿者，参与热情，精彩的赛事，纷繁的报道，各项记录的刷新。已经知道很多为奥运服务的人在奥运闭幕当晚痛哭。狂欢后心里的些许失落，也是一种美好回忆的明证。

     08北京奥运，注定带给这个民族，这个国家改变，这改变究竟如何，还要等时间，这个最真实客观的观察家的结论

    

    

一个老人的身后，能留下点什么。

     魏巍，我们这代人所学的中学课本里《谁是最可爱的人》的作者。在改革开放进入第三十年的时候，走完了他88岁的生命历程。

   他的身后，值得我们玩味的东西很多。对于一个人的悼念，本不应赋予太多的政治色彩。对于这样的一个大文豪，作品影响过一代人的老人，我们应该给与相应的礼遇。但是根据去过悼念现场的记者描述，这一些，变得远不纯粹。

   因为《最可爱的人》之后的魏巍，也远不是一个纯粹的作家。他虽然一直没有停止过文学创作，但是他更关注社会现实，他对时政的臧否更加引人关注。

   我们丝毫不怀疑这样一个从血与火年代中走出来的革命文学老人对于他信仰的忠诚。朝鲜的战场，可能比集结号里的场面还要惨烈血腥。那时他戴着眼镜，有着宽容微笑，戴着大耳朵军帽，在距离本报一街之隔的解放军总政治部工作，青年的他主动请缨上前线，与战士同吃住，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素材。凭借火热的激情，“最可爱的人”这几个看似简单字成就了一个经典。

   78年，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这一变革对于我们这些80年代后成长的人来说，都会有些刻骨铭心的记忆。对于从那个年代出来的革命老人，震荡无疑是非常巨大的。

   他们这些老头，在市场经济大潮前，对自己的信仰固执的可爱。

   他们认为这些变革违背了他们当初那纯洁的革命目标，对于很多变化，他们愤怒，他们坚持自己的信仰。

   遑论他们这种坚守的政治正确性，他们的这种惹火上身的坚持，以及对内心价值观和信仰的坚守，在这样一个缺失价值观的年代，显得那么的稀缺。

   现代人太聪明了，聪明的让他们少了很多，这些老头有信仰。

   他认为现在市场经济的东西很丑恶，老百姓都受了穷，有太多的官商，有太多的既得利益者。他认为这样的改革不如不进行。

   走进他的屋子，你会觉得心酸。因为这样一个大作家，家里的装饰简直是穷酸。他只为最普通的群众鼓与呼，以他的身份和名气，他保持沉默就可以让他拥有享受不尽的荣华富贵。

   他，从来没有出现在我记事以来的聚光灯下。他坚守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他的坚守，没有丝毫个人的利益动机。

   他们拥有着理想主义，魏巍在病床前，交待给自己的孙子一句话，“我就给你交待一句话，继续革命，永不投降”他要孙子连续说三遍，当他的孙子说的第三遍的时候，已经泪流满面。

   这泪水，是心疼他的爷爷，是尊重他的爷爷，甚至还会有些怜悯？

我们这个时代需要很多声音，也需要魏巍这样可爱的老人。

河北平原，白洋淀旁，头戴白羊肚手巾的革命青年作家魏巍和一位憨厚的农民在青纱帐前合影。那时候他的笑容那么灿烂，牙齿也那么洁净……

  《最可爱的人》在魏巍谢世前已经从教科书中删除，下一代的孩子再也读不到这个可爱的老头写的那激情飞扬的经典年代的经典文章……

   魏老，请您安息

     进入九月，秋意渐浓。

     虽然现在还没有落叶，但是已经有了凉意。身上的衣服多了，晚上要盖上薄被了，心情有的时候也“悠”了起来。

    有一支著名的外国曲子叫《秋日私语》。意境真的很美。每次听到这个钢琴曲，眼前就出现这样一幅景象，两排长满金色叶子的杨树一直伸向远方。地上全部是铺满了落叶，这时候，一对身穿黑色风衣的恋人在两排上端几乎靠在一起的杨树夹成的道路中互相搂抱着，谈论着高兴的事。

    悲秋，是伤感时的感觉，秋高气爽，是怀有美丽心情时的心境。在这秋意渐浓的时刻，我们应该怀有怎样的一种心态。是感怀落叶的凋落，还是拥抱丰收的喜悦，情由心生。在这秋意渐浓的时刻，还是拥有平静而又温暖的内心吧

    奥运报道 获得中宣部表扬，《祥云归来》火炬传递报道  以及奥运职工拉拉队报道被称为“很有特色"”重要经验“

    我一版一版的写，最后的奖金只有那些，用一个媒体同行的话讲：”我今天一个稿子就顶了你那些“

   北京，9月9日 ，大雨 ，在街头，收到同事短信告知奖金数额，欲哭无泪中……

   一声叹息

   最近看《八兄弟》，里面一句让我印象深刻的台词，二虎是东北人，在北京发了财，渴望融入这个城市。一个表现是，喜欢学说北京话，

   东北农村有句很土的口头禅，：“讲话了” 要说啥 先来一句“讲话了，我那啥那啥” 而他固执的认为北京人说话最重要的是特征是愿意说“嘿”

   所以有了如此一个片段。

   手机响了，二虎拿起来电话，清了下嗓子，“讲话了，你好嘿”

打开电视，又看到了奋斗。看到了佟大为饰演的角色。拜中国电视体制所赐，能让我即使没有完整时间看一部电视剧，但仍然能从不同频道的重复播出中了解了完整的情节。奋斗不是我看的佟大为第一部电视剧，他的所有电视剧具体讲述什么我都不知道了，就记得这个在我眼里远称不上帅的男人在每部电视剧里都和香饽饽一样被各种各样的女人爱来爱去。那些女孩都和中了魔一样喜欢他，他是完美的，简直就是皇帝。所有人为了他不计较任何名分，不计较公平。

    他的眼睛里应该有迷药，把所有女孩都蛊惑了。见到他，都爱上了他。他可以同时喜欢好几个，而且又显得非常无辜。可以狠狠地伤害别人，反而觉得自己是苦命的维特。这样的剧情，却让不少人热衷看。这是为什么呢？

   王朔的小说也存在这个问题，看王朔的小说，总觉得里面的男主人公啥啥不成，痞气十足，完全是向下走的一帮人，可是里面的一个又一个女孩都如同爱戴珍宝一样把这些男人捧在手里。无怪乎有人说王朔是意淫高手。可他的小说受热捧又是为什么呢i？

   还有血色浪漫的钟跃民，也是追一个扔一个，可是这些女人都愿意为他奉献，甚至情敌都可以化干戈为玉帛的坐在一起想办法把这个男人从牢里救出来。里面的女角也太那啥了吧。

   是男人出了问题，是女人出了问题，还是社会出了问题。根据索福瑞的调查，电视的主要受众群体是初中左右文化水平的人，电视剧的男主角又都是女人，家庭主妇为主角。可是为什么电视剧情要这样设计呢？难道这样的观众愿意看女人所处的弱势地位？
  必须承认每个人心里都有撒旦，但是难道每人心里都喜欢坏小子？这样猜测有点不厚道，可是现在的电视里为什么频繁出现这样的情节呢？

    在俄罗斯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这样一个群体。她们是一群女人，美丽而又高贵，受过高等教育，有着良好的家世。他们的丈夫也是贵族，而且是精英的年轻新贵。

    本来在她们成长的历史中，只有白面包，只有红酒，只有风琴和诗歌。一切因为丈夫，他们优秀的丈夫，仅仅是因为有了悲天悯人的情怀，仅仅是有了些愤世嫉俗的思考，他们触怒了腐朽的旧贵族，沙皇下令将这些种子流放到冰冷的西伯利亚高原。又下了一道命名，这些人的妻子可以自由选择，如果选择离婚，她们仍然可以呆在圣彼得堡灯碧辉煌的城堡里，享受着一切贵妇的待遇，如果不离婚，她们将被剥夺一切特权，和丈夫一起被驱逐。

   没有费什么周折，这些美丽而又令人尊敬的女士就做了自己认为正确的决定，忠于爱情，忠于正义。她们离开了火炉，脱下了裘皮大衣，仅仅带了些简单的行李，拿了一些书籍和花草的种子，她们就陪伴丈夫来到了空旷而又荒凉的西伯利亚。

   夜晚，不再有莫扎特的钢琴协奏曲，只有野狼的嚎叫。不再有丰盛的提子牛排大餐，只有难以下咽的黑面包和酸臭的豌豆。粉嫩的手泡在冰冻的水里搓洗衣服，金黄的头发随便就挽在脑后。只有在傍晚时分，她们可以守候在篝火边，和自己心爱的丈夫谈论诗歌，思考未来。

  十年过去了，终于等来了解放的一天，青春的容颜被西伯利亚的寒风吹谈了，手上有了厚茧，她们的生活也没有恢复当年的优越。她们只是守住了自己的尊严和爱情

  风雪中的这些玫瑰即使饱受摧残，但是依然傲骨迎风，这些十二月党人的群像，这些永远美丽的女人永远铭刻在了一个民族的记忆中……